据1981年文物普查，山阳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十处之多，老官台文化类型、仰韶文化类型、屈家岭文化类型都有。这表明，早在公元前三、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，本县南宽坪的窑沟口、漫川关的乔家村、色河铺的阎家湾、峒峪口的葫芦坪、三里店的东西塬、五里铺的师范塬等，都有人类定居。只是人口数量稀少，繁衍缓慢，寿命短暂。

 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山阳县人口的变迁大体上经历了缓慢消长、骤增骤减、高峰控制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、缓慢消长阶段。自西晋置县至清代末年，人口处于缓慢消长阶段。

《中国历代户口田地赋统计》载：西晋太康（281—285）初，上洛郡有17000户，56270人。彼时上洛郡辖三县，推算山阳县约5600户，18700人。隋大业五年（609），上洛郡增辖五县，斯民降至10516户，唐贞观十三年（639），商 州 五县计4901户，20074人，比西晋更少

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（696），分丰阳西境置安业县后，户口开始回升。到天宝元年（742），上洛六县户口增至8926户，53080人，山阳县为1488户，8554人。北宋时，人口继续增长，至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商州户口增至73219户，162534人。据《宋史》载：商州时为五县，丰阳属一至三万户的中等县。推算出山阳县当时有14262户，34460人，出现第一个人口高峰。

    人口现象体现社会现象。南宋之后，宋、金、元反复争夺陕南，丰阳被析为两半，鹘岭南部属宋，北部属金。迭遭战祸，死亡惨重，至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全县仅有1320户人。明末李自成占据商洛，官府围巢更甚。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山阳县大荒，斗米银价二两，流离者十之八九，县城阅岁绝人踪，城内茂草深数尺。至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全县仅剩八百多户，每户以五人计，也不过四千多人，少到极点。

清代前期，山阳数任知县民都注重招抚流民。晋、豫、鄂、蜀等地逃荒者相继前来垦荒，人口增长很快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全县仅1851户，11794人，还没有恢复到一千四百年前初建县时的人口数。乾隆三十年，河南、湖北大灾，两地灾民来山阳谋生者甚多。《陕西志辑要》载：“山阳县地方幅员辽阔，树木丛杂，人烟稀少，不过一万余口，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，人口增至十倍之多。乾隆六十年，已增到7806户，63201人。到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全县人口达到1 07700人”，逞现第二个高峰。

（二）、骤增骤减阶段。民国时期，人口处于骤增骤减阶段。

清道光初，全县人口突破十万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全县总人口达到219698人，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，陕西八十余县连年遭受旱灾雪灾，秦川赤地千里，渭北高原陷于绝户绝村，灾民有的在山阳权且落户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全县人口增至64094户，255803人，呈现出第三个高峰。

民国后期，兵匪猬集，战争连年，灾害频仍，人口大减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，游击区迭遭残酷围剿，不少人流离失所，客居不长时间的人返回原籍，人口随之大减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降为34019户，116222人。民国二十七年又降为23136户，92696人。此后直到民国末年，人口一直波动在10—15万之间。

（三）、高峰控制阶段。建国后，山阳人口持续增长，形成新的增长高峰。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失调的矛盾日益严重，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，对人口生产实行控制。

   1949年6月山阳解放后，邻近流民争来山阳落户，人口顿时大增。总人口20.61万人。1950年达到49756户，218205人。比1948年的139054人增长57%。

    建国初期，战乱停止，流民得以安居。当时社会经济政策实行按人口平匀分配，刺激着人口增长，1957年，全县已有57242户，255069人。接近第三高峰的水平，7年间，平均每年增长5266人，增长率为2.33%。

1 958年至1961年，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，总人口数停滞在1957年的水平上。从1962年起，人口又持续大幅度增长，1968年突破30万。1974年，全县71954户，343308人，出现第四个人口高峰。12年增长85401人，平均每年增加7116人，增长率2.27%。

从1975年起，计划生育工作始见成效，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。1985年，全县人口数8491户，379993人。11年增加36685人，年均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.9%，人口进入控制发展队段。1986年全县总人口38.49万，人口增长实行计划发展，1989年全县总人口超过40万，2005年全县总人口439310人，20年增加人口59317人，年平均增加2966人，增长速度明显降低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。